供卵试管试管大概需要多少钱-合法供卵试管中心一般多少钱

阅读提要：

●过道的栏杆上、栅栏上、扶手上，只要能挂输液瓶的地方，就有人去占。家长抱着孩子坐在自带的小凳上，或者就在屁股底下垫个纸板。就这样抱着孩子打点滴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。

●70来岁的父母，手举着药瓶，一边慈爱地看着外孙，一边颤巍巍尽力保持着身体平稳就这样坚持了5个小时啊，点滴终于输完了。“明天一定得带上个挂吊瓶的钩子。”邓敏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●到了海南三亚人民医院，眼前的情景让邓敏一下子愣住了，大厅里水泄不通，两个医生在给200多个病号看病。

凌晨4点去挂号，下午3点才看上病；

6天的输液治疗，每天都得重新挂号。

全国政协委员邓敏去年在北京带儿子看病的经历，使得这位以前只是关注京剧传承问题的国家一级演员，今年交上了一份关于“解决儿童看病难”的两会提案。

排7小时队才看上病

邓敏的儿子小泓辉正好出生在去年两会期间，9个月大时刚一断奶，病就找上门来了。那天半夜，小泓辉一下子就烧到了40℃，这是孩子第一次生病，家里人一下子慌了神。凌晨4点，孩子姥爷就赶去北京儿童医院挂号。焦急的邓敏一边在家里给孩子用物理办法降温，一边等着父亲的消息。早上7点多钟，父亲打来电话——挂上号了，邓敏赶紧抱上孩子，和母亲一起直奔儿童医院。

北京的这个交通啊，越着急越堵，又正好赶上上班高峰，两三站的路，邓敏她们乘的车足足走了40多分钟，眼看着几十米外就是医院大门，但是车就是开不动。

8点钟，总算是进了医院门，护士先给孩子打了一针退烧药。

头一回带孩子看病的邓敏看着眼前的景象，直发懵——楼道里被挤得水泄不通，家长们脸上挂满了疲惫与焦虑，他们身边的孩子都蔫蔫的，额头上贴着退热贴，护士站旁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，耳边乱哄哄的孩子的哭声、吵闹声，家长的安慰声、训斥声，护士们声嘶力竭的叫号声混浊的空气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。

“我们那么早挂的号，也只挂上了内科400多号，听说还有700多号的。我当时急得直哭，母亲不停地劝我，我就想：为什么不多建一些儿童医院？多建一些就不至于这样了。”

最害怕交叉感染，这么小的孩子，本来就在生病，万一再被传染上什么病，邓敏不敢多想。空气污浊难闻，消毒水味、孩子呕吐物发出的味有人“咯”地一声吐痰到地上，用脚一捻。身边不止一个大人在咳嗽，有的抱着孩子也困得东倒西歪。总有孩子哭闹，一个孩子哭，其他的也跟着嚎。

“午饭时间到了，排队的人纷纷到楼外的小摊上去买盒饭，很多人还生怕去晚了买不到。”这么多的人吃饭，医院就是熬粥，也得多熬几大锅啊，邓敏心想。

就这样熬到下午3点，终于排到了，从孩子进了医院门到看上医生，整整等了7个小时，这还不算挂号等的三个多小时。

每天输液要重新挂号

好多家长都坐着自备的马扎，“我特好奇，因为没有经历过，还有人手里拿着做的钩子，不一会儿我就明白了，原来是挂药水瓶子用的。等医生给孩子看过病，开出要输的点滴药，家长就抱着孩子，四下找挂点滴瓶的地方，过道的栏杆上，栅栏上，扶手上，只要能挂的地方，就有人去占。家长抱着孩子坐在自带的小凳上，有的人没有小凳子，就在屁股底下垫个纸板。就这样抱着孩子打点滴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。”

接诊的医生挺有耐心，但病人太多了，真正给小泓辉看病的时间实在是没有几分钟。

领上输液瓶，邓敏四处都找不到挂药瓶的地方，输液室里早就坐得满满当当，快输完的位置也让人给“预订”了。邓敏只好和父母轮流着用手举起药瓶。70来岁的父母，手举着药瓶，一边慈爱地看着外孙，一边颤巍巍尽力保持着身体平稳就这样坚持了5个小时啊，点滴终于输完了。“明天一定得带上个钩子。”邓敏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等给小泓辉输完了点滴，回到家，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。一个发烧竟然在医院呆了12个小时。

这才只是开始。

第二天还得继续去输液，而且必须重新排队挂号开药，仍然是半夜4点，老父亲再次起身去排队挂号，还是挂到400多号。

头天晚上邓敏自己用粗铁丝弯了个“S”形的钩子，往墙上挂时发现墙壁上斑斑驳驳的，全是那种塑料贴墙钩被无数次贴上又取下而留下的印记。

又是下午3点多排到了门诊，开始打点滴。

有了钩子，总算可以坐下来了。可是时间一长，小泓辉就显得烦了，于是，两个老人和邓敏轮换着抱着孩子，轮换着举起药瓶，在楼道挤满了人的夹缝里来回溜达，想找个松快地儿。

可是往哪走啊，楼和楼之间的天井，是连接起来的室内过道，过道里全是抱着孩子，领着孩子的大人。

照旧折腾了一天，晚上回家又是9点来钟。

然后是第3天、第4天一共折腾了6天。

外地儿童专科医院更缺

小泓辉病好之后，随母亲回到温暖的海南三亚去探亲。12月的一天傍晚，他再次突然发起高烧。晚7点，邓敏抱着孩子赶到三亚妇幼保健医院，可是到了才知道，这家医院“没有夜诊”。“当时和我们在一起来医院给孩子看病的，还有十来户抱着孩子的家长。”邓敏说。

怎么办？小泓辉的抽搐加重了。他们马上往离这家医院最近的三亚人民医院跑。那十几户人也都纷纷上路，往三亚人民医院连奔带跑。

到了三亚人民医院，眼前的情景让邓敏一下子愣住了，这综合医院也太综合了！“大厅里水泄不通，两个医生竟然在给200多个等待的病号看病，什么病都看。“万一交叉感染”邓敏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。

好不容易排到了，“大针头那个粗啊，是给大人用的。”小泓辉哭得声嘶力竭。

针打完了，要观察，看看到底是不是退了烧。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孩子的烧竟然没有退，这时医生说：“那就敷冰块吧，”医生还拿来酒精退烧。

擦完酒精之后，小泓辉的烧退了一些。邓敏抱着孩子开始往家走，她心里确实不塌实，但是，医院也确实不能再待了，医院靠海，大厅里的风特别大，怕孩子再着了凉。

回到家不多一会儿，小泓辉的体温又飙升39.8℃，又开始抽搐。邓敏想起了家里有的儿童退烧药。她赶快给孩子把药服上：“用它先对付一下，到天亮就去医院。”她说：“没想到药吃下去没几分钟，孩子的烧一下子降到35℃，小泓辉开始浑身哆嗦，不一会儿，全身发紫，像中毒了一样。”

邓敏再次抱起孩子往医院跑，去哪里呢，三亚还剩下唯一一家大医院，也是离他们家最远的三亚农垦医院。

万幸！孩子被抢救了过来。

“我40岁，我爱人40多了，我们才有这么个儿子”邓敏回忆起这段惊险的看病经历，说不下去了。

“近年来，在儿童看病就医过程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，家长喊难：挂号难，住院难，进儿童专科医院难，看专家更难；医生也喊难：不停加号，24小时门急诊、双休日也要连轴转，但仍有看不完的病人。这种现象，有人称之为儿童看病似打仗，挂号如春运潮，输液像流水线。透过这些现象，反映了当前我国儿童看病就医供需矛盾非常突出，儿童专科医疗服务明显不足的问题。”

邓敏开始酝酿自己上交给全国两会的提案。“在怀孕生子之前，我关注更多的是京剧的传承与发展、改革与创新问题，交的几个提案都与此相关；怀孕生子之后，我觉得自己亲身体会到了很多新的层面，也由此更关注弱势群体，更了解了民生疾苦。”邓敏说。健康时报记者叶依